福特政府未能實現其扶貧戰略中的核心目標——每年幫助6萬名社會救助者過渡到就業。該戰略於2020年12月發布，目標是將每年從社會救助轉向就業的人數從2019年的3.5萬提升至2024年的6萬。但根據政府2025年年度報告，去年實際僅有43,425人實現這一過渡。報告稱，進展“受到外部因素的顯著影響”，包括疫情、通脹上升、經濟增長放緩和失業率上升。
“就業不能解決一切”：專家警告貧困率被低估
渥太華大學教授指出，貧困率和救助退出率“很大程度上受經濟形勢驅動”。就業是減貧戰略的一部分，“但不能是唯一的部分，因為就業與經濟掛鉤，而很多事情超出了省政府的控製。”她警告，政府報告中的數字可能被低估，因為它沒有考慮食品安全指標和物質匱乏指數。食品和住房價格通脹遠高於整體消費者通脹。“省政府使用的貧困率趨勢，沒有我們看到的食品安全和物質匱乏等結果指標那麼強烈。”
現實更複雜：不少人“走出去又回來”
一個值得注意的數據是：在離開社會救助的人中，大約28%在一年內又重新回到係統中。這說明什麼？很多人隻是“短暫離開”，並沒有真正穩定下來。背後的原因很現實——收入不夠、工作不穩定、生活成本太高。一旦遇到一點波動，就很容易再次依賴救助。
貧困率數據也在反彈，疫情紅利已經消失
從整體趨勢看，貧困率在疫情期間一度下降（主要因為政府補助），但隨後又明顯回升。
2020年曾降到約6.8%，但到2023年已經回升到11%以上。更嚴重的是“深度貧困”（收入遠低於貧困線的人群）也在增加。這說明一個問題：臨時補貼可以緩解短期壓力，但一旦結束，結構性問題仍然存在。
製度設計本身，也在“勸退工作”
另一個被頻繁提到的問題，是社會救助體係的設計。比如在Ontario Works（OW）中，受助人每月收入超過200加元後，就開始被削減補助；收入再高一點，補助幾乎完全取消。
換算下來，在當前最低工資水平下，一個人每月工作十幾個小時，就可能開始“被扣錢”。
這就形成一種尷尬局面：鼓勵你去工作，但一旦開始工作，反而“得不償失”。
問題不隻是就業，而是整個生活成本體係
反對聲音普遍認為，這套政策過於依賴“就業”這一單一手段，而忽略了更核心的問題——生活成本。房租、食品、交通，這些支出上漲的速度，往往超過收入增長。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，僅靠就業，很難真正改善生活狀況。
也有人指出，很多正在工作的低收入人群，其實同樣處於貧困線以下，但他們甚至不在救助體係內。
這份報告的真正提醒：貧困不是一個“單一問題”
整體來看，這次爭議其實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現實——貧困並不是一個可以用單一政策解決的問題。
它涉及就業質量、收入水平、生活成本、社會支持等多個因素。如果隻抓其中一個，很容易出現“看起來有進展，但實際效果有限”的情況。
而對很多人來說，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“有沒有工作”，而是“這份工作，能不能撐起生活”。
